大一读了一个月，思灏回到家皱着眉对父母说：“当初报世界经济专业时，只因为它是复旦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不想浪费分数才报的。现在才发现，我对经济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我要回来读高中，明年考清华大学建筑专业。”
妈妈大惊失色，连忙说：“你疯了，考上复旦还不上！”
女儿涨红了脸：“上不上是我自己的事！”刘京海心里明白，女儿这个年龄正是反叛期，父母越是横加干涉她肯定越要做到底。他沉吟了一会儿，诚恳地说：“自己的事情当然自己做主。但是，能不能读完这一学期，再做决定呢？”
女儿点头。一个学期读下来，思灏不想退学了。
温馨点读
记者到上海组稿时，在刘京海的校长办公室采访了他。刘京海同时担任两所学校的校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抽出几乎一天的时间接受采访。他还把女儿的电话给了记者，记者也电话采访了刘思灏。
刘京海说，他自己小时候也很聪明调皮，上课听一遍就全会了，坐不住就开始捣乱了。所幸他的老师很好，并不骂他，反而给他许多书，让他在课堂上看。这样，他既不会影响课堂秩序，又读到了许多书。
1980年，刘京海来到当时闸北区最差的一所中学――闸北八中当副校长。有一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刘京海。几年前从闸北中学毕业的一名学生，经常回中学看老师，后来不来了，因为他替人打抱不平，帮人打架，用刀刺死了人，被判死刑执行了枪决。刘京海非常震惊：难道这就是十几年教育的结果？难道教育只能让少数人成功，多数人失败？
1985年，刘京海调到闸北教育局工作，并开始了他的差生研究。1987年，成功教育开始在闸北中学搞试点。暑假结束后，闸北中学的新生集合听刘京海讲话。刘京海往台下一看，吓了一跳：怎么这些孩子都眼珠不转――眼睛大的不会转眼珠，眼睛小的也不会转，个个目光呆滞。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学校怎么成了培育失败学生的大本营？此后，一想起八中孩子呆滞的目光，他总觉得心情无比沉重。
1994年，当刘京海提倡的成功教育在上海的中学迅速普及时，刘京海毅然选择离开教育局，重回到闸北第八中学任校长。中学有才华的老师大多希望到教育局工作，毕竟人往高处走，可刘京海却恰恰相反。妻子问他何故，刘京海仍保持着那种像满腹心事又像心不在焉的样子，只说了两个字：“差生。”
的确，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差生。
刘京海对记者说：“差生开始差的原因千差万别，但有一个过程他们是相同的，这就是他们都经历了学习反复失败的过程。想想真令人心疼啊。孩子们入学的时候，都是喜欢读书的，你看他背着书包去上学，个个都欢天喜地。可是考试越来越多，每一次考试，总有学生不及格，总有学生的成绩排在后面。一次失败还没什么，失败的次数多了，学生的自信心就被毁掉了，他开始自卑，开始厌学，由此成绩更差。这样的反复失败，怎能不厌学？比如，数学不及格在这个孩子身上反复出现，那么总有一天，孩子会认为，自己不是学数学的料，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就会越来越差。我想这是一种正常反应。我常开玩笑说，一个孩子屡次数学不及格，还觉得自己是数学天才，很喜欢学数学，这样的孩子倒是心理有问题了。”
刘京海沉痛地说：“正是在反复的失败中，学生形成了消极的自我概念和失败者心态，从而丧失了学习的内在动力。”
刘京海平生最恨老师给学生贴“差生”或者“笨”的标签。有一次，正读幼儿园的女儿对他说：“爸，你不是研究差生吗，我跟你说，我们班就有几个大笨蛋。”刘京海吃了一惊，不光小学有差生，看来幼儿园也有。他问：“是老师说他们笨吗？”女儿说：“还用老师说吗？每次老师问问题，他们都答不对。”
无独有偶，刘京海的老师――一位老教授――告诉刘京海，当他作为高级顾问参加市级优秀示范幼儿园的验收时，发现每个幼儿园里的每个教室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教室的小黑板上，写着孩子们的名字，大多数名字后边有小红旗或五角星，但总有几个孩子什么也没有。教授问孩子们：“为什么最后八个孩子什么也没有啊？”孩子们一齐回答：“这八个人是坏蛋，他们怎么配有小红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