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不着吗？”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校医会走到我的床前问。
“嗯。”我回答，同时疲倦地摇摇头。
“你的喉咙一定疼得很厉害，对吧？”
“嗯。”我回答得有些心虚。
“我们去给你家人打电话吧。”校医边说边要扶我起来。
“哦，不，”我嘶哑地低声说，“我还想回外面去踢球呢。我喜欢踢球，也喜欢接球。不过如果你真的认为应该给我家人打电话的话……”
这个时候就是要推辞一下，如此一来就大功告成了。我想也许是同样为人母的原因吧，校医总是先给我妈妈打电话，尽管她已经从家里搬走了。偶尔我也去过她家，但是差不多半年才去一次，在她和我都没生病的时候――妈妈总是在不停地生病。校医的电话声音很大，我完全能听到电话另一头说了什么。当我听到妈妈那抱歉但又有些烦躁的声音时，我就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没问题，”校医会愉悦地说，“那我再给她父亲打电话吧。”
我并不是不想跟父亲待在一起――我一直都很喜欢待在他身边。但是当他上班的时候――打扮得很精神，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裤子，系着鲜艳的领带――他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在家的时候，他会宽容地放纵我，悠哉悠哉地闲玩几个小时都没关系。我们会一起吃冰淇淋，看50频道的恐怖电影，当然还会一起读书。但是在他工作的时候，这些事里只剩下一件是最重要的：读书是一切的焦点所在。其他的任何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干扰。
爸爸在小学图书馆里工作了三十八年。我可以很公正地说，他是一名最好的图书馆馆员。他的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很称职――从给学生读书，到教导他们，营造一种互相尊重的氛围，爸爸非常擅长引导孩子们爱上图书馆。每天见到爸爸绝对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当然了，有些时候爸爸也会铁面无私起来，少有地惩罚一下。
每当爸爸接到电话要他来接我，而他也答应来的时候，我就要真的生病了――他跟校医不一样，如果我没发高烧的话，他就会默认我是在装病。我们会迅速地回家拿上我的睡袋、枕头、咳嗽药，然后再直奔他的图书馆。我曾经试图说服他，当你“真的”生病的时候，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小学了，那里到处是又吵又闹、身上沾满细菌的孩子。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不愿意让爸爸来接我。但是我的爸爸生来只有25%的听力，所以当他想做什么事的时候，很容易对我的抗议置之不理。只要我能爬上他办公楼的楼梯，那么就逃不掉跟他去图书馆的命运了。
我们到了之后，爸爸首先要跟同事们打声招呼，告诉他们他回来了，图书馆的课程可以照常进行了。这时我就会在爸爸的办公桌后面把我的睡袋铺开，我觉得这个位置可以隔开一些视线，让他班上的同学少看我几眼。不过，从桌子下面还是能看见我，从进门的地方也能很清楚地看见。这里真不是个很好的藏身之处。孩子们一进图书馆，就会马上问藏在桌子后面的是谁，纳闷我是不是奄奄一息或者干脆一命呜呼了。爸爸对这些问题通通都置之不理，让他们快点到座位上坐好，因为他不想让学生的注意力被分散得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