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山震后“自杀母亲”：曾多次拒绝心理干预

　　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专家吴坎坎说，不同于心理咨询的被动等待，心理援助需要援助者采取主动，因此需要先建立起信任关系。

　　他说，心理援助者和援助对象一定要有一个建立关系的途径，比如和学校、政府合作，通过他们的委托来建立联系，“我们要去谁家了，你有什么信息要给的，有什么我们可以传达的，我们带着任务去，不一定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

　　中科院心理所有一个模式是和基金会合作，采取“物质援助+心理援助”的方式。如协助基金会发物资，然后称也搞心理援助，如有需求可来联系，“提一下我们的存在，激发他们的主动需求。”

　　他认为，在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心理咨询师最好再有一个更容易被接受的身份，比如上述的物资发放者、信息传达者等。否则盲目地直接以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去工作，“还不如以志愿者的角色去工作”。

　　据了解，在日本“3·11”地震后的心理治疗中，也遇到专家或志愿者跟遇难者家属沟通不下去的情况。日本的做法是，不能强迫对方把心里话说出来，需要把说话的主导权交给他们，在其愿意主动说话之前，只有等待。一般而言，专家会从简单的方式入手，比如和孩子们做游戏，或者说一些共同感兴趣的事情，让对方产生亲切感之后，再让他说出憋在心里的感受。

　　如果援助对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如自杀等倾向，而心理专家尚未与其建立起信任关系，该怎么办？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申荷永说，在国外，心理医生发现自己的病人有自杀倾向，就会把他强制转移到危机干预中心住院，由专门人员负责陪护，“因为放走了可能自杀”。在国内，在与家属沟通并穷尽其他办法仍然无效后，可以选择报警。

　　多位在芦山进行过心理援助的心理专家向早报记者表示，比起“5·12”地震时，如今社会对灾害后心理干预的接受度已经有了很大进步。

　　杨晓斌也表示，在他走访过程中，绝大部分人还是不排斥心理医生的，张支蓉只是一个特别的个例。

　　早报记者走访了多位遇难者家属，虽对心理干预的效果各持己见，但都未明显表现出对心理干预的反感，且也都接受过心理医生的多次干预。

　　村民付玉军说，村民对心理医生也不会太排斥，因为“人家来支援你了，怎么会不愿意说说呢”。他觉得有心理干预也好，“人家懂的道理多，能开导开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