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在速食店工作的黄大姐要忙碌许多。鱼丸、凉面食品很受大学生欢迎，她下午2点上班，顾客络绎不绝，直到晚上8点，才渐渐少了。她摘下卫生口罩，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准备坐下吃晚饭。透明塑料盒里，装着从食堂里打的3毛钱白饭。没有其他的菜，她从凉面摊上舀了一小勺咸菜丁，均匀地洒在上面，又冲了一点开水，然后把饭盒放进了微波炉。
晚上11点，兼职的店员已经赶回了寝室。黄大姐擦完灶台，从冰柜旁边拖出一个装满空瓶子的塑料袋，这是她工作之余的“兼职”。“一个空矿泉水瓶可以卖6分钱”，这一袋大约有十几个瓶子，“不知道这个怎么算？”她提着一个空洗洁精瓶子问记者。
但和高中时不一样，刘理住进了大学宿舍里，一般周末才和父母聚一次。
记者去采访时正好周末。本来之前刘理说要到他们那里去住一晚，但后来又打电话来，说要和同学聚会，晚上就不来了。老刘并不以为意。“你有时间就去图书馆，去自习室！别和我们在一起。和同学一起活动也好。因为读大学不只是学知识，还要多接触社会，多和人打交道。”他反复叮嘱儿子，和同学一起，“买水买饮料，都要主动一点，别显小气”。他连电话也很少给儿子打。他自豪地翻开手机通讯记录，10月19日通过一次话，再次通话在10月26日了。“那次他主动打给我，我没接到，才打过去的。”
儿子的未来 父母想放手却又舍不得
老刘本不打算留在成都。“我父母也60多岁了，我也想多尽尽孝心。”
来成都后，妻子有次试探着问儿子：“我们留在这里好不好？”儿子问：“你们找得到工作吗？”妻子说：“我已经找到了。”儿子“哦”了一声，“嘴翘起来了，看得出挺高兴的”，黄大姐对丈夫说。“那再陪他一段时间嘛。”老刘沉默了一会儿，回答妻子。他对记者解释说，“娃娃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心里难免不安。我只是想通过这样的行动表示对他的支持和鼓励。”
“亲戚都说我不能这样，孩子终归是要独立的。”黄大姐的眼泪夺眶而出。在这里，她没有朋友，没有亲戚，有时下班下得早，她不想回到冷清的出租屋，便在校园里走一走，常常无意识地就走到了儿子的宿舍楼底下。“远远地看一看他的窗户，心里就觉得很满足了。”她说。虽然在成都的生活很清苦，但周末聚会时，一家三口就可以挤在出租屋的那张大床上，聊聊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她就会觉得很快乐。
对于还会继续在成都住多久？夫妻俩答案不一。妻子说可能一两年，丈夫说可能明年春节就回去了。老刘一直想回家乡，把书店再开起来。在家乡，有忠厚老实人缘广的父亲，有当过妇女队长、在当地也算一方人物的母亲。他可以每天泡上一杯清茶，陪父母在太阳下坐着，和亲戚朋友们聊天。“前半生我都为孩子而活，后半生，我希望也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