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日子的加班费是11.29元/时，周末则提到14.94元/时。小学没毕业的刘付宗，常常弄不清如何计算他的加班费，在一次和父亲的通话中，他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和其他流水工一样，他的底薪是1300元，算上加班费，他一个月可以挣到接近3000元。刘付宗到东莞不久，随身携带的200元就花完了，他后来找人借了钱才撑了一个多月。4月底，刘付宗第一次发工资，他往家里寄回了500元钱，这让刘付宽元当时感到欣慰，如今则倍感苦涩。
没有记录显示，刘付宗在两个多月里是否申请过不加班。不过，即便他不去上班，也没多少可供消遣的地方。
锦川公司附近几乎没有休闲的去处，这里最多的是便利店和快餐店。每晚八九点下班后，有的工人去玩玩桌球，1小时3元钱；有的工人就挤在便利店门口，看一些不知所云的电视剧。而这个时候，刘付宗会和他的父亲通个电话，聊上一两分钟，父亲照例问“累不累”，儿子照例答“很累”。
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刘付宗是因为工作太累或是其他原因而引发猝亡。但他的家人愿意相信，这个身体一直不错的儿子突然死在了工厂里，这必然和这家工厂脱不了干系。
上个月，刘付宗在宿舍拍了张照片，用手机发给了父亲，那是他生前仅有的几张照片之一。刘付宽元如今将照片清洗出来，用塑胶封存着。照片中，刘付宗光着上身，刘海盖住了额头，一副青涩模样，他像往常一样，抿着嘴，微微笑。
刘付宽元说，那是他最喜欢的儿子的模样。
记者手记
童工未绝迹 监管须加强
童工刘付宗猝死之事，几乎集中了东莞用工问题的各种元素：贫困家庭出身、非法使用童工、超时加班、赔偿谈判。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非法使用童工问题。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离家打工，每天要在流水线上工作10小时以上。他所要承担的压力，既来自于超出体力的劳动负荷，更来自于难以适应的社会交往——他被迫过早地踏入社交圈，需要周旋于各个年龄层的社会群体之间，这本不该是一个14岁的少年所须面对的压力。
也正因此，非法使用童工，既是一个严重的违法问题，更是一个该受苛责的伦理问题。
媒体曾在2008年集中报道过东莞凉山童工买卖事件，这之后，东莞大力整顿非法使用童工问题，企业大规模使用童工的现象基本不复存在。不过，这一问题却并未绝迹。近年来，东莞人力资源部门每季度公布的非法用工企业名单上，总有少数几家企业因使用童工而上榜。
事实上，相比于用人企业，作为劳动力中介渠道的劳务派遣公司，在促成非法使用童工问题上或许有着更恶劣的影响。一些劳务派遣公司，由于受到的日常监管不足，便敢于随意窜改童工身份，将其送入工厂，一些悲剧便由此发生。
童工刘付宗之死，实际上再次警醒我们，东莞的童工问题从未绝迹，相关部门的日常监管和惩处力度仍须加强。
